上海的夏季，是一场爱书人的文化之约。

上海的夏季，是一场爱书人的文化之约。烈日下攒动的人群、场馆里翻书的身影、论坛上激荡的思想火花，一次又一次让这座爱阅读的城市，书香满溢。

上海书展迄今已经举办了12届。十几年光阴如白驹过隙，见证的不只是一场场因书而起的聚会，也是城市和国家的发展轨迹。一本本好书背后，是思潮的涌动，也是时代的投影。

激活传统

死记硬背的灌输并不能触摸到经典的灵魂，好看、有共鸣，才会有人乐意去读去品。这是当代人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解读。传统文化真正被激活了，它们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死物，而是与当代人的内心有了对话。

娱乐生活

从庸常到复杂

2005年，《达·芬奇密码》在上海书展热销。它是上海书展拥抱商业的风向标，仿佛预示着一个文化产业化、娱乐化时代的到来。

这本由美国作家丹·布朗创作的通俗小说，2003年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当时美国小说销售的记录，被称为“有史以来最卖座”的小说。而“卖座”两个字已经说明了它的属性。小说本身谈不上有太多内涵，只是集合了侦探、惊悚和阴谋论等多种流行元素。引进中国后，在成熟的市场营销下，立即在中国引发话题讨论，产生品牌效应。就像好莱坞大片那样，虽然是一次性消费，但也最好去看一下，以此证明你能跟上流行与时尚。

购买这类书籍，有些人是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交话题。就好比现在的弹幕网站，年轻人的乐趣不在于影视作品本身，而在于别人的二次评价上。通过评论，人们互相看见对方，互相“刷存在感”，释放网络社会的交互性。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认为，在一个娱乐化的年代，今天的青年文化有太多值得书写的地方。城市化、中产化带来很多代际问题。时代发展之快，不仅仅造成人们财产、住房的改变，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重新建立。

人的衣食住行与过去有很大区别。比如喜欢自制美食、参与打赏、众筹的新消费主义；强调步行交通、崇尚环保生活的新都市主义等等，这些细节变化正说明了中国正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上。

又比如，书展上那么多旅游书、美食书、摄影书的背后是什么？是人的精神状态、生活空间在发生改变。流动的社会里，想把生命和时间凝固住，所以喜欢摄影的人多了；平凡庸常的生活中，想要寻找另一个自我，体验形形色色的世界，所以旅游书火了。这些行为背后，展示的是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观、生命观的变化轨迹。

传统文化

从迷失到自信

2006年上海书展，有一本书红遍全国，那就是易中天的《品三国》。

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易中天就致力于让学术走向大众，出版了《品读中国》文化系列图书，但在那个年代，响应者寥寥。直到2005年起，他在《百家讲坛》开讲“生猛史学和麻辣史学”，一炮而红，获封“学术超男”。《品三国》这本书成为上海书展的年度热书，似乎就是“易中天现象”的延伸而已。

但在梁永安看来，这本书的走红有某种时机和必然性。易中天和他的《三国》，于丹和她的《论语》，都遇上了一个好时代：传统文化逐渐回归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逐渐觉醒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曾被一些人称作现代中国的“启蒙时代”，涌动的文学热潮激励着诸多文学青年。其中，许多文青接触的都是外国文学著作。外来的文化，吸引着刚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，“颇有点‘五四’的味道。”梁永安说。然而精神世界刚有所翻新，90年代的市场经济就扑面而来，文化和情怀忽然被搁置一边，人们热衷于讨论下海、做生意、如何淘第一桶金。

社会财富不断积累，“拜金”“逐利”“道德滑坡”这些词汇越来越多出现在媒体上，缺乏人文滋养的精神土壤开始萎缩，变得贫瘠。所以当时间走到2006年，或许是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，许多人渐渐求诸神佛、国学、史学、哲学，重新追问人生的意义，追问一个幸福的人生该怎样过。

此时此刻，经济增长，也伴随着文化自信的归回。市场带来一种自发的力量，这种“自发”心态在文化领域转变为一种“自觉”，那就是我不需要别人来启蒙了，我有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最终，中国人还是在自己五千年文明的深处，找到了精神共鸣。国学热、历史热进入一个井喷期。

延伸至2008年，上海书展的“十大好书”之首就是《马瑞芳趣话〈红楼梦〉》。“红学”被拉下神坛，不再高高在上。学者文人、编辑和出版商纷纷意识到，用有趣方式书写的传统经典非常畅销。

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顾晓鸣说：“我们原来的表达方法有些刻板教条，倒了读者的胃口。现在找到了一种比较合乎大众口味的形式。”面对大众，经典不再装深沉、摆架子。在品味情境、咀嚼故事中，人们有所悟、有所得。

“从文化策略上看，这很好。”梁永安也表示赞同。《红楼梦》里的情感、内涵，在“趣话”之下，反而被挖掘得更加细腻。只要有学理依据，“趣说”“妙说”都是不错的传播手段。死记硬背的灌输并不能触摸到经典的灵魂，好看、有共鸣，才会有人乐意去读去品。这是当代人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解读。传统文化真正被激活了，它们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死物，而是与当代人的内心有了对话。

此后，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、骆玉明的《老庄随谈》等一系“国史”新讲，源源不断成为每一届书展的热门，至今都不曾改变。人们开始懂得，光知道柴米油盐，只是一个人，但不像一个中国人。

财富追求

从实用到“无用”

2007年上海书展，有一本入选“十大好书”的书籍，很多人已不复记忆，那就是《股市分析软件用法详解》。

2007年，正逢中国股市进入大牛市。沪指突破6000点，这个高位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。当时但凡入市，都能短期盈利，手里只要略有积余的人，都忍不住杀入股市。书展上，股市和财经类书籍销售量一路飘红。

2007年，还是中国GDP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第五年。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突破5万亿元，这是一个历史性增长，因为2006年的财政收入才3.9万亿元，仅一年就跨度如此之大，且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投资和出口拉动，而非消费。这让许多学者表示深深忧虑。

所以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提出，优化经济结构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。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“双防”：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、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。

可以说，宏观政策采取了种种“冷却”措施，却仍然挡不住一个非理性繁荣的市场，也挡不住人们渴望赚钱的心。一些人文学者开始议论“财富”这个话题。有人提醒：“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要寻找正确处理财富和精神的恰当的度。”

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在一次财富论坛上说：“我担心，钱成了通吃的价值标准。很多收藏家，上亿的东西拍回家，他不说这是美，这是钱！生活变成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，那就是积累物质财富，把它滚大、再滚大。这条脉络之下，所有资源配合得天衣无缝、恰到好处，好像每个理性的人都应该走这一条路。”
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建军说：“人很容易过庸俗的生活，而获得教养却充满坎坷，所谓‘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’。我们需要培养一个人的教养，使人们对庸俗的生活产生恐惧。”

随后，教训来了。2008年，国内股市下跌外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，大部分人在股市被套牢。2008年的上海书展“十大好书”基本都是文史类，可能人们潜意识里想回避经济话题，也是一个原因。

而此后，“稳增长”成为经济关键词，中国经济从快速增长演变为“新常态”。同样，随后几年的上海书展上，再也没有一本股市实用书能够名列“十大好书”。大家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：这种书写得再好，私下翻翻可以，但不登大雅之堂，不宜公开倡导。

与此相伴随的，是人文类书籍全面回归。

城保意识

从沉睡到觉醒

2008年上海书展，有两本书籍进一步唤醒了上海人的历史遗迹保护意识，那就是《永不拓宽的街道》和《叩街问巷：上海马路的前世今身》。

也是在2008年，市规土局委托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，开展“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扩大保护范围”课题研究。阮仪三带领团队历时三个月，摸清了上海石库门建筑的底，建议保留大田路、山西路、康定路、海伦路等111个有价值的石库门里弄。

从那一年起，在一批学者文人的呼吁下，保护旧里弄、老街道建筑的声音越来越响，虽然房地产的扩张速度依然很快，但保护历史建筑的民意，每每都能占领舆论的制高点。

梁永安认为，近代中国动乱频发，大部分的中国现代城市，其实都没有真正享受过一段温润的时光，可以看着城市文化、城市性格慢慢养成。所以中国的不少城市还保留着农业社会的伦理特征。

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工商业较早萌芽的城市，在这方土地上，因历史的偶然和必然，培育出独特的市民文化。那是在一个流动人口繁多的陌生人社会，才有的市民文化。许多街区的形成，随着时代的变迁充满韵味。东西方的文化交汇、新旧事物之间的多元融合，构造出上海奇妙的空间关系。它不是在一片空白的图纸上忽然拔地而起的新城。所以在现代城市的肌理上，上海带有某种示范性、试验性，一直拉动着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往前走。

可以说，当上海书展上保留城市建筑肌理的书籍，引发上海人重新思考城市问题时，中国人的历史建筑保护意识集体苏醒了。

即使到了今天，城市保护、历史建筑影像类的图书依然能引起关注。

大国格局

从低头赶路到环顾世界

2013年，傅高义的《邓小平时代》亮相上海书展，毫无异议地成为“十大好书”之一。

“傅高义的书写有一个特征，区别于上世纪的领导人传记，”梁永安说，“他把邓小平放在世界格局下，提炼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转变过程。”

而这种大国格局，尤其是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书写时政话题，成为当代中国人偏爱的角度。早年的《中国可以说不》《中国崛起》到现在的《德政之要》《世界秩序》，无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老外写的，这些热书无不切中了国人的这种阅读心理，给了我们一个走向世界的高质量观察点。

再往前，2011年的上海书展“十大好书”目录已经呈现出这股流行趋势：张维为的《中国震撼》、葛兆光的《宅兹中国》、胡德平的《中国为什么要改革》、彼得·海思勒的《寻路中国》等等，一大半上榜书都属此类。

从全球视野，重新审视中国所处的时代、重新解读中国所走过的历程，这背后是中国的崛起，也是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，产生的种种迷茫和思考需要解答。

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小小的工商业国家。中国人曾经一直具有大国眼光和大国思维。然而在近代备受挫折后，自信、眼界也受到了挫伤。上世纪末，埋头把自己发展好成为仅有的几个焦点之一。

然而到了今天，全球化时代下，中国开始真正地走进世界。小的方面说，越来越多的人出国旅游、留学，一个国内的平凡青年通过互联网就能看到美剧、韩流，买到全世界的品牌和特产。我们与世界的联系和了解，从未如此贴近过。大的方面说，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，加入WTO，举办奥运会、世博会。与此同时，贸易冲突、标准冲突、领土争议等等国际问题纷至沓来。

当有人在谈论中国时，就是在谈论世界；当中国发生一些改变时，也会影响世界的改变。迄今为止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这样的资格。我们到了重新认识世界的时候。中国人潜藏在血脉里的大意识、大格局由此被唤醒。正好在这个发展阶段，有那么一批全球思想家写的好书可以解渴。

去年上海书展“十大好书”之一的《甲午殇思》引发热议，其实也可归为此类。它并不是作为传统的历史书受到追捧的。原本，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，就包含着诸多复杂的因素可资借鉴，曾经简单的教科书式解读，并没有挖掘和细究前因后果。这段悲情历史除了侵略、压迫、国耻，还有对军事、经济、技术、国力、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分析，都值得书写，尤其是可分析近代史上，中国曾经是如何与世界相处的。

“随着国力增强，我们的承受力也比过去强。谈及历史，不再是纯粹的悲愤。”梁永安说，“大国崛起的过程中，我们学会了仔细地回视历史，踏踏实实地分析，从而思考中国下一步往哪里走。”

许多人都预判，伴随着中国的发展，这类“大国”书籍的市场需求潜力很大，未来的书展上依然少不了它们的身影。那是大国国民，对自己和世界关系的一种追寻。

商业形态

从传统到颠覆

2010年，《淘宝商城的财富传奇》被选入上海书展“十大畅销书榜”。其实这个反应已经有点迟缓。

2010年的淘宝，已经完成了一幅庞大的商业版图，证明了它在财富上的成功，于是迎来书展上的关注。但是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，马云的野心不止于此。也是在2010年，阿里巴巴获得国内首张电子商务小额贷款执照，进军金融界的雄心壮志初露端倪。

此后，人们才一年比一年更加明白，淘宝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。它不只是一个公司的财富传奇，也是中国网络购物和消费力量崛起的过程，是千百万网商创新能力急剧释放的历史。“剁手族”、“夜淘族”等多个网购族群出现；宅男、宅女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；网店模特、网店装修师、网络砍价师、网拍团长、淘宝客等“新三十六行”应运而生……

今天，如果在书展上，仅仅从“财富”角度解读阿里巴巴的书，感兴趣的人估计会大为减少。对于互联网，人们关心的已不只是财富。“互联网+”已经在国家政策层面被提及，它改变了个人的消费行为和文化生活，也改变了企业、社会创造价值的方式。

2012年《乔布斯传》名列上海书展的榜单。人们对乔布斯的理解和对淘宝一样，都经历了转变。乔布斯在中国人心中从一个商业领袖，变为“改变时代的‘苹果教’教主”，乔布斯的人生故事因此引起人们极大的好奇。

而从书的角度说，阅读方式本身也在被刷新。“五四”的白话文运动，一直试图培育大众的阅读习惯，但是历时太短，还没来得及养成，中国就面临战乱。到了21世纪，好不容易盼来一个能够安静阅读文本的时光，但马上遭遇互联网、视觉文化、后现代文化的几面夹击。纯文本阅读戛然而止。“我们已经不可能像西方那样，有一个文本阅读的培育期。”梁永安说，“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方式，重新让阅读成为生活习惯。”

正是在2010年的上海书展上，电子阅读器成为热销商品。到了2011年，上海书展进入“微博时代”，首次开设官方微博“书香上海”。此后，书展上的各种电子产品屡见不鲜。阅读再也不是过去那种精英由上而下的推动，它得依赖市场和大众的自发自觉。读者不是被启蒙的对象，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平等的。写作的角度不再是俯视，而是互动。文化生产、传播形态都因互联网而不断变化。大众和精英的界限越发模糊。

这些可能会倒逼未来的书展，不能光摆摊和卖书，而更需要注重展示“纸张的艺术”。从装帧上、形态上，体现书文化宽阔的内涵。甚至作者、编辑一起告诉读者怎样挖掘一本书，好书是怎么生产出来。培养读者对纸媒的感情，这个任务在新时代显得越发艰巨。

扎米亚金曾说，文学有“大文学”和“小文学”之分。“小文学”是一厘米的文学，而“大文学”是一千米、百万米的文学。同样，一本好书是为了让人们追求百万米的高度，体现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力量。所以今天，我们不能仅仅就表象谈表象。一本本热门书背后的时代变迁、一届届书展背后的社会变化……站在历史的宏观坐标上，才能对未来有某种前瞻。